安乐死现场：明明可以活着，为何选择死亡 | 正午书架

“现在我还可以（靠两支拐杖）走路，喝东西，独自外出旅行，以及结束自己的人生。”

编者按：有难以忍受的病痛、没有治愈的希望、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愿、没有患者期望的治疗手段，这是实施安乐死的四个基本条件。但是，痛苦该如何测量？治疗到何种地步才算是没有了希望？抱着这些疑惑，记者宫下洋一踏上关于安乐死的采访之旅。从瑞士、荷兰、比利时、美国、西班牙到日本，在允许或不允许安乐死的国度，聆听医生、患者及其家属支持或反对的声音。《安乐死现场》一书获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，中文版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。以下摘自该书。

文|宫下洋一

2016年3月，我收到普莱西柯寄来的邮件。在与各国患者用邮件交流时，她总是会加上一句：有位热心的日本记者正在写一本关于安乐死的书。他在寻找可以采访的患者。请考虑一下。

普莱西柯这次要协助自杀的，是一个与迄今为止的患者类型都不同的人。她并不是死期将近，而是今后还有活下去的可能。她所患疾病的病名为多发性硬化症（以下简称MS）。

世界约有230万人患有此病，日本约有1.7万人。这是一种发生在中枢神经的难治之症，发生病变的部位不同，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同。如果是视觉神经病变，就会产生视力低下、视野狭窄等症状；如果是小脑异常，就不能直着走路；如果是大脑的话，就会产生运动障碍。症状时好时坏，反复发作，长期持续。该病有时也会进一步恶化，但不会危及性命。

安乐死不应该用于“虽然有自杀的愿望，但是死期还远”或者“无法表达意思的昏迷状态”的患者身上。这是在大多数医生和法学家之间占主流的共识。普莱西柯介绍的女性，不是末期患者。可以协助她自杀吗？

1

桑德拉·艾邦斯是一名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的女性。与她联系两个星期后，我决定乘坐航班，与她在同一时间段到达巴塞尔米卢斯弗赖堡欧洲机场。我从巴塞罗那出发，她从伦敦启程。

这个机场很复杂，横跨三个欧洲国家。出口有三个，分别是德国、法国和瑞士。如果搞错出口，还得进入机场重新办理手续再出来。我先到，在“瑞士出口”等她。虽说她得了MS，但也不知道病情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？仅凭邮件，无法想象与她本人到底能不能通过对话交流。但她的确是身体不方便，机场的工作人员会不会用轮椅把她推出来呢？

大约10分钟后，一位坐着轮椅的白色短发女性出现了，膝上放着一根拐杖。

 “是洋一吧？来，走吧！”

桑德拉只身一人前来。她的身体比我想象得要结实，说起话来口齿清晰，没有问题。两只手活动自如，她用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望着我，微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。行李只有一个绿色双肩包。一眼即能看出她坐飞机很疲劳，因为偶尔她会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吐出一口气。

在机场的出口，一辆酒店专用豪华轿车在等着她。我们坐进了黑色宾利轿车的后座。前往巴塞尔最豪华的莱斯罗伊大酒店。

行李只有那个绿色双肩包吗？

 “对啊！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吗？只有明天的衣服。明天以后我就没有什么需要的了吧。所有的东西都留在英国了。”

因为话题比较敏感，为了不让司机听见，我说得很小声，但她却回答得很大声。

 “您丈夫不跟您一起来吗？”

 “早上我跟他道别了。”

详情我准备入住宾馆后再问。尽管如此，作为第二天就要离开人世的人，她还真是莫名地开朗，笑意不断。不过到了这个阶段，我也在客观上知道，正因为是决心赴死之人，才更加开朗。

2

在五星级酒店办完入住手续后，我们立即去了房间。桑德拉的房间能将莱茵河美景尽收眼底，配有邦与欧路夫森牌的高级镀金电视，宽敞的高级双人床，墙边放了一张白色沙发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又慢慢吐出，随后站起身，拉上了窗帘。

“对不起，眼睛有点累。”

我坐在写字台的椅子上开始提问。

普莱西柯的问诊安排在30分钟后，我们无法长谈。她的身体状况不稳定，所以拒绝在诊断后接受采访，因此我决定用平常一半的时间，只问最重要的几个问题。桑德拉挺直后背，说了句“I am ready(我准备好了）”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 “现在您是什么样的心情？”

 “我非常累，不过，没关系，我一直都很累。我早上4点起床的时候就很累，一天无所事事，只是在痛苦中煎熬。最初被诊断为MS是1973年，不，是1972年。在英国出生的我，非常贫困……”

我立即注意到她答非所问。听说神经痛导致MS患者缺乏专注力，所以无法找到恰当的词语并有效地组织在一起。她的话非常跳跃，我把我们的对话整理如下：

 “我16岁移居美国。在英国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我，十几年来，靠打字赚取收入。1970年代与加利福尼亚当地的男子结婚，一起生活了18年。但是，1972年我被诊断为MS，连找份工作都很困难，也就放弃了生孩子。”

发现这个难治之症以后，虽然频频跳槽，但她依旧做着打字的工作。到了1983年，36岁的她突然觉得，不如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 “我决定去上大学了。”

当时，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了，一头扎进了学习里。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桑德拉取得了大学的入学资格，而且还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名校——耶鲁大学。在这里学习了心理学后，她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取得了医学学士学位，然后再次回到耶鲁大学，成为了医学博士。她致力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HIV，以及对麻药依赖症患者的药剂疗法与心理疗法。

 “和出身阶层限制人生选择的英国不同，美国是一个很棒的社会！”

当时她的MS状态是“复发缓解型”，症状时断时续，反复出现，但是能够继续工作。然而，1999年，她被诊断为“继发进展型”，身体的功能障碍不断加重。此后一段时间，虽然还没有影响到工作，但在2005年，她决定辞职，同时与美国男子再婚。两人来到了英国。

我开门见山地问道：

 “您不是马上就会面对死亡的患者，为什么您不想活下去呢？”

 “因为太痛了，而且我无法预测今后会发生什么事，这让我觉得很恐怖。按照现在这种情况，不久的将来，我就会被送到护理院。我觉得那里的工作人员无法理解我的脸到底有多痛。今后，我的人生不会有改善的希望吧。只会走下坡路而已。”

桑德拉的脸部疼痛非常严重。准确地说是“三叉神经痛”。断断续续的疼痛，有时会剥夺患者的求生欲，因此它有“自杀病”的别名。

每次说话，嘴角都会痉挛。最近有人推荐她使用一般用于除皱的肉毒杆菌，做了多次止痛手术，但不仅没有效果，疼痛反而加剧了。面部疼痛已经恶化了六七年。即使活着，能做的事情也有限。

 “我一天只干两件事。一是遛狗，二是淋浴。最近，放弃淋浴，只遛狗的日子比较多……”

一提到狗，她高兴地大声笑起来。但她时不时会表现出无法集中精力说话的样子。有时她闭着眼睛说话，并频繁地用一只手使劲按着下颌骨。我觉得不能让她太勉强，所以加快了采访的速度。

 “明天您不害怕吗？”

 “不怕。对于我来说，死亡只是身体死去了。我唯一的恐惧，应该是丈夫的未来吧。我非常担心自己死后他的生活。我跟他说过：‘找个女朋友，幸福地生活吧。不要光玩电脑，领着新女朋友在美丽的英国四处转转。’因此，我只害怕他不能幸福、健康地生活下去。”

美国人丈夫是她在耶鲁大学认识的一起做研究的人。几个月前，他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，不能坐飞机，因此无法和她一起飞到巴塞尔。然而，相比这些，“我不愿意想象，我死后他只身一人回英国的样子”，桑德拉含泪说道。

最后一天早晨，在到达自家门口的出租车前，两人拥吻而别。这是来这儿之前几个小时的事情。桑德拉哭着鼓励丈夫：

 “回到房间，好好睡一觉。起床后，让这一天过得异常忙碌吧。”

她一直到最后都在关心丈夫。丈夫一边挥手，一边哭泣，直到载着妻子的出租车消失在视野里。

在我离开房间之前，桑德拉从背包里取出一个信封。里面有4张丈夫的照片和2张爱犬的照片。她用颤抖的手，将丈夫作小丑打扮的照片递到我面前。

 “这张很搞笑吧？这是化装舞会上的照片。一看到这张，我就想笑。我才不想伤心呢。还有这张，我们也这么年轻过啊……”

那是1998年5月22日，夫妻俩在康涅狄格州的餐厅里照的相片，当时两人都还是研究员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16年后自己会在瑞士自愿死亡吧。

3

几个小时后，桑德拉将离开人世。第二天上午8点，气温15度，在4月上旬的瑞士，算是暖和的早晨了。由于附近居民和反对者的投诉，普莱西柯已经搬离了巴塞尔市内的摄影棚。于是，这次匆忙决定在郊区乡村普莱西柯朋友的家里进行安乐死。在独栋小楼聚集的住宅区里，小学生们喧闹着走在上学的路上。我边看地图边找路，突然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 “您在找什么地方？是在找艾丽卡（普莱西柯）吗？”

 “嗯，是的。”我回答道。于是，普莱西柯的朋友，一位自称是埃丝特勒的妇人将我引入家中。日本记者要来的事情，似乎已经传到她耳中了。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客厅里，已经放好了一张给桑德拉用的单人床。墙上挂着相框，有毕加索的画以及男女主人的照片。

时隔一个月未见的普莱西柯进来了，紧跟着的是她的哥哥路艾迪。随后，桑德拉由法国女性友人陪同，走入屋内。

“早上好！”

我下意识地这样说道。以前，我明明无法轻易说出这种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也许是桑德拉的笑脸让我吐出了这几个字。

普莱西柯和桑德拉在给对方的契约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我在患者的斜后方注视着整个签约过程。路艾迪开始在床旁边准备点滴和摄影机。

“您不是被谁强迫来到这里的吧？”

 “是的，谁也没有强迫我。我自己决定来这里的。对了，这份死亡动机书，待会儿请复印一份给洋一吧。他应该想读一下吧。”

普莱西柯与我对视了一下。

上午9点整。准备好后，普莱西柯向桑德拉说道：“好，请到床上来。”

 “对不起，不能去您家里帮助您。”普莱西柯对躺在床上的患者低语道。

 “不，没有关系。非常感谢您热情地接受了我。您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！”

桑德拉按着疼痛的面部，想要做出笑脸。

路艾迪似乎做好了摄影的准备。桑德拉的朋友坐在她身边。我和埃丝特勒坐在一旁桌边的椅子上，保持沉默。一切准备就绪。

桑德拉取出白色的旧式iPod，将黑色耳机塞进耳朵里，好像在听音乐。在打开开关之前，她开始念起有关佛教的文章。

 “我请求佛祖保佑。（中略）希望我能幸福、平和。希望我能从所有痛苦中解放出来……”

做好心理准备后，她轻轻地微笑着闭上了眼睛。

9点14分，路艾迪将致死药物注入点滴袋中。普莱西柯开始提问。

 “请告诉我您的名字。”“出生年月是……？”“为什么来这里？”“您知道打开这个开关后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”……

桑德拉对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明白清晰。即使是对最后一个问题，她也毫不犹豫，宣布道：“Yes,I will die.（是的，我会死。）”然后，她一张一张亲吻了放在胸前的丈夫的照片。她应该是心意已决。甚至连一滴泪也没有流。

她用右手一下子打开了左手手腕上的开关，周围一片寂静。20秒过后，因为紧张而僵硬的身体，一下子瘫软下来。在失去意识之前，她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倾吐出人生最后一句话：

 “Thank You.”

输液的左臂无力地垂到了床下。上午9点16分。桑德拉·艾邦斯68岁的人生落下了帷幕。

10点05分，有人来敲门。是两名警察。我和路艾迪正坐着讲话，头顶上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我们想和您谈谈。”这是我第一次被直接问询。

 “您与桑德拉是什么关系？”

 “我们是通过普莱西柯医生认识的。”

 “您说您是日本记者，经常因为采访而在世界各地跑吗？”

 “是的。”

 “您和普莱西柯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为什么开始接触的呢？”

我解释完后，普莱西柯从厨房做完事出来，一脸愕然。

 “能不能早点结束这愚蠢的搜家行动啊！警察不是知道这不是杀人事件吗？”

所有的搜查人员结束工作离开后，埃丝特勒到外面抽烟，桑德拉的朋友在厨房吃橙子。路艾迪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去，他抓了一把杏仁。仿佛一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情只是让患者睡着罢了。但是，客厅里，面色惨白的桑德拉还闭着眼睛，仰面躺在单人床上安眠。我站到她旁边。

“嗨！洋一！”

我觉得她马上就会起身，我仿佛听到了昨天她在机场发现我时的呼唤声。

我再一次在人的死亡面前无能为力。她不是死期将近的患者，我就这么默默地送走了刚才还活动自如的女性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反复阅读着桑德拉交给我的死亡动机书。里面还附有证明她治愈无望的英国主治医生的诊断书，以及证明她没有精神疾患，是自己决定选择结束生命的精神科医师的诊断书。

动机书上是这样写的：

 “我申请这个（协助自杀）的理由是，我得了不治之症——进展型的MS。（中略）近几年，MS已经发展到让人生的质量（QOL）下降到不想继续活下去的地步。”

我注意到这样一段话：

 “现在我还可以（靠两支拐杖）走路，喝东西，独自外出旅行，以及结束自己的人生。”

是啊，她是为了亲手结束自己的人生，才独自踏上了旅途。她一定很享受这个幸福的死亡。我这样说服我自己。

《安乐死现场》， [日]宫下洋一， 上海译文出版社，译者: 木兰，2021-6，ISBN: 9787532786633

——完——

题图，桑德拉凝视着与丈夫的合影。图片由出版方提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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